全才导演(全才导演陈勋奇)-飞蓬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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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才导演(全才导演陈勋奇)

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

洪金宝、许鞍华、谭家明、袁和平、杜琪峯、林岭东、徐克,这样七个梦幻的名字交汇在一部电影里,这本身就浪漫得像一部电影。促成这场浪漫佳话的人是杜琪峯。

7月29日上映的电影《七人乐队》,是“黄金时代”香港导演们用胶片谱成的献给故土的一首小情歌。杜琪峯比其他导演们多了个身份:影片监制。这个设想从一开始就是他提出的,从创意到上映已经超过10年。最初的名字叫《八部半》,想让八位导演各执导香港的一个10年,最后半部属于未来,用已经退出电影工业的胶片拍摄,既是致敬电影的黄金时代,也是创作者致敬电影大师费里尼找回自己创作初衷的寻梦路径。后来吴宇森因为身体原因退出,杜琪峯给成片起了现在的名字。

《七人乐队》导演海报

七个故事、七段人生,有人深情回首师徒传承的功夫往事,有人感叹被迫离别的青春岁月,有人在远行与归来间徘徊抒情,有人臆造了分不清荒诞与现实的奇异空间……导演们风格鲜明,不用看字幕,影迷们都能知道这个篇章出自谁手。

杜琪峯讲述2000年代的《遍地黄金》,同样是整个系列中极为鲜明的存在。没有枪火,不见黑帮,亦无需神探与暗战,可是从故事到镜头,从台词到表意,它就是那么精准地浓缩杜氏电影一贯的气质,失落、宿命,荒诞又现实。

《遍地黄金》剧照

《遍地黄金》是一出时代浪潮里普通青年的发财梦。千禧年后的香港,3个小市民渴望一夜暴富,杜琪峯不动声色间在茶餐厅的对话中,四两拨千斤地勾勒出“商机与危机”中的众生百态。时代感、命运感交织在小小卡座的方寸之间,你来我往的言语交锋之下,社会和人性一双翻云覆雨手,把大时代下蝼蚁般小人物的辗转起伏死死拿捏。

同样聚焦了香港的楼市股市经济社会的选题,这部小品令人想到杜琪峯10年前拍的《夺命金》,不同于杜琪峯最招牌的擦枪走火,平实的剧情里是从现实生活中管中窥豹,是微妙的人心与宿命深渊。

导演杜琪峯

杜琪峯是受惠于香港电影极为典型又非典型的香港导演。说他典型,是他承接了从无线训练班走出的黄金一代的路径。1955年出生的杜琪峯,17岁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台,随后参加了TVB著名的演员培训班,算是周润发的“师弟”。但培训班结束后,杜琪峯并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,成为电影或者电视剧中惊鸿一瞥的龙套演员,而是做起了助理编导,从而走上创作者的道路。

他从最底层的小人物做起,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了大量或卖座或不够红火的各类港产片,从武侠到爱情,从警匪到喜剧,几乎所有类型都信手拈来。在“东方荷里活”的工业体系里,杜琪峯是个全面而高产的全才型导演,但在大师辈出的时代里,相比吴宇森、徐克、王家卫等同辈,他并没有那么出挑。

而非典型的那一面,属于他和银河印象共同的传奇。如果一定要选,杜琪峯会说,他最喜欢的属于香港电影的年代是1990年代,那也是他成立“银河映像”时期,从此,他开始真正用电影自我表达。

在香港电影全面衰落的1996年,杜琪峯选择与自己的合作伙伴韦家辉、游达志一起,成立了银河映像电影公司。“以前的香港电影也有着它自己的问题,比如大家太喜欢跟风,一看武侠片卖座,那就一窝蜂去拍武侠,过一段时间赌戏又流行,赌片就满天飞,然后又是黑帮英雄与浪漫爱情,每一个类型都要拍到手软才罢休。”而横空出世的银河映像成立的初衷,就是要做有自己风格的东西。而正是这“有风格”三个字,把银河映像打造成了香港乃至全世界最有原创性、最有作者风格的电影招牌之一。

近来在暑期档风头正劲的《神探大战》,出自杜琪峯的黄金搭档、曾经银河映像的中流砥柱之一韦家辉之手,观众在“一脚油门轰到底”的爽飞感官体验之下,也不免怀念起曾经更加犀利深邃,杜琪峯韦家辉联手出品的珠玉前作《神探》。

在新世纪香港导演北上的大潮中,杜琪峯坚守本土创作。在香港电影愈发低迷的年月里,他总想为香港电影多做点什么。2005年,杜琪峯参与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竞选,成为了电影组别的主席。由他创办的“鲜浪潮”扶植出一批包括陈小娟、李骏硕、黄进、许学文等在内的香港新生代电影人。2015年杜琪峯办六十岁大寿,来宾都被建议不要送礼物,而是把钱款捐给“鲜浪潮”,用于帮助新导演。在他心里,香港电影是一个大家庭,他也总想为后辈积蓄更多的能量。

“我很想我们大家集中力量,告诉新一代的年轻人,我们香港导演是团结的。我们这一班人,虽然过往在不同的公司服务,但我们这一班电影圈的人,都是一条心的。我很希望这个组合,和这班人做出来的东西是可以鼓励到未来的一代导演,是有所帮助的,也让年轻一代知道我们香港电影的团结是最重要的。”杜琪峯说。

影片上映之前,杜琪峯导演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,谈到他对胶片、港片和香港的那些情结。

工作中的杜琪峯

【对话】

七个solo,共同“演奏”香港点滴

澎湃新闻

:在《七人乐队》中,你比其他人多了个身份是监制,整个创意也是你提出的,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把大家聚在一起?

杜琪峯

:首先我要讲一讲,为什么会有“乐队”这个想法。在2010年,当我们开始不用菲林去拍电影的时候,我觉得,因为有菲林的存在,有电影的存在,才有我们这一班导演。因为菲林记录了香港好多很出名的电影,很成功的电影,也都聚集了很多演员,有很多香港的文化,我觉得它对香港的贡献是相当大的。菲林的消失,真的有些可惜,我觉得没有菲林,也不会有香港的电影。我就有一个想法,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菲林作出一些敬意呢?于是我就想到,可以找一班导演,用菲林再拍一次,可能是最后一次,这个基本理念是对它的尊重。

有了这个工具,那我们应该讲些什么呢?我觉得应该要讲香港咯。这个题材就是从1950年代直到2020年,每十年讲一个。不同的导演,会有不同的想法,就用抽签的方式,讲他们想讲的事。这个整体来说,就是对香港的敬意,对菲林的敬意。

我觉得现在香港的形势,令很多香港导演多了很多机会去内地发展或者去做自己的工作。这么多年来,我们好像有些对香港电影的关注比以前低了。我很希望这次这个电影,除了对胶片的纪念之外,也成为记录我们香港最好的时代的一个工具。

《七人乐队》海报

澎湃新闻

:据说《七人乐队》这个片名也是你想出来的,你觉得各位导演们分别是什么乐器?

杜琪峯

:其实名字叫什么不重要,反而是有七个人,在一个乐队里面,一起去演奏香港在不同年代的一些点滴,这是核心的意思。

我们七个人,每一个人都是主唱!大家都有特色啦,大家都有一段solo,一人一段,最重要的是七个solo加起来所传达的信息,讲述的关于香港的故事。我们讲的是我们曾经历过的香港。经过这七个不同的单元,会出来一些共性的东西。

澎湃新闻

:这个项目跨越的时间非常长,最终呈现的结果有惊喜和意外的部分吗?

杜琪峯

:我也不知道它一开始是什么,只知道是拍胶片,讲香港,这是一个大前提。但要达成的效果是怎样,我从没想象过。当我看完整个片子之后,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好很多,它比我想象中更浓烈,更多感受。我自己也被激起不同的心情,不同的段落里的很多事。看完之后,我自己都很感动,有这样的一部电影。比较意外的是,我看完林岭东的那段,想不到我认识他那么久,才明白他身体里面有另一个林岭东,是可以拍文艺性那么强的电影。这是我之前没办法想象的事。

《遍地黄金》剧照

澎湃新闻

:整个《七人乐队》的导演阵容是一批六七十岁的老导演,但演员的选择上,你选择合作了伍咏诗、胡子彤、徐浩昌三位新人演员,是不是也有一些关于传承方面的考量?

杜琪峯

:大家都很明显看到,香港电影新的一代好像没看到有很大的成就,我觉得在传承上,创意工作是需要人,无论幕前幕后都是。如果大家留意会看到,现在香港的导演,比如我们这个《七人乐队》的导演都超过60岁,很明显新的一代导演,都未必会被你们认识到,他们会需要时间去证明自己。

在演员方面,你能看到的,刘德华、梁朝伟、周润发啊,都过了60岁了。会不会看到香港没有了承接力呢?我觉得,很显而易见地告诉大家,是,是这样一个情况。但我又不会太悲观,因为我觉得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效应,它当下的短缺,未必代表永远是短的。

最近大家都知道,香港有个很出名的组合叫Mirror,突然间12个人都红了,我看到这个就非常高兴,因为新一代的艺人出现了。另外,都看到这十几年来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新的导演。我认为,只要有平台给他们拍摄的话,他们的未来也会很光明。我不会觉得香港电影,或者香港电影工作者,在更大的平台范畴上会没有前景。

关心香港何去何从,拍片“慢下来”是正常的

澎湃新闻:说到你自己的《遍地黄金》这部分的创作,拍短片的感觉和长片有何不同?抽签抽到2000年的第一反应是什么?

杜琪峯

:其实两分钟也好,10分钟也好,20分钟也好,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难的事。难的是要自己知道要讲什么,这个题目应该是什么,反而这个是要费心思去想的。

时间上,我对每个年代都很中意的,因为从我出生到现在,我都很中意香港。我抽到2000年,觉得好好彩,因为2000年发生的事情,我的记忆都很深刻,比较容易去书写那个内容。但我不介意抽到任何一个年代的,因为每个年代我都有一些自己不同的看法在里面。

《遍地黄金》剧照

澎湃新闻

:熟悉你的影迷看《遍地黄金》这个章节,很容易联想到你的另一部电影《夺命金》,在创作上是不是和《夺命金》比较一脉相承?

杜琪峯

:老实说,创作《夺命金》的意图和《遍地黄金》是不同的。从创作意图来说,《夺命金》是讲的一些“糖衣”的行政,而《遍地黄金》是讲贪婪和恐惧。当然它们都是在讲香港的经济、地产、商业,或者是金融市场。这两部片比较类似的原因是,很多时候讲香港,我们会讲香港的楼价,香港的金融市场,因为这两块几乎是香港的“名牌”。香港的楼价几乎是世界上最贵的,香港也是全球第三的金融市场,这些背景,也形成了我用这些题材来表达我想说的东西。

澎湃新闻

:同样是借小人物的视角去反映你对经济社会的一些反思,包括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,《夺命金》到《遍地黄金》过了十年,你观察中的香港和香港人发生了哪些变化?

杜琪峯

: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,到2020年代,前面三次比较重大的在经济上的起落,在短片里有不同的复现,令香港能够继续向前。我自己觉得的,机遇咯。这个机遇,说到底是我在《遍地黄金》里面讲到的贪婪和恐惧,你如何去处理你的贪婪和你的恐惧。

澎湃新闻

:你一直是香港导演中兼具商业性和个人表达“两条腿走路”的模范导演,好奇你在做这两种电影时候的状态是会有所不同的吗?

杜琪峯

:很不一样。如果我做商业性的导演,我会考虑观众多一点。他们在电影院有什么反应,或者我的剧情里面如何带动他们的情绪,这是从观众的层面去考虑创作。

如果是一些很个人的,比如personal movie,自己的功课或者作品,我就不会太考虑观众的反应,反而会侧重于我想表达的内容。

杜琪峯在拍摄现场

澎湃新闻

:过去你算是香港导演创作力最旺盛那个梯队的,但近年来创作的频率明显下降了,距离《三人行》已经过去六年了。你如何看自己现阶段的创作?

杜琪峯

:我现在都67岁了,慢下来是必然的。很多时候,我都想快一点,但是思想上未必追得上。我知道这个情况会出现的,我很早就觉得会这样。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,从生理上和情绪上来说,这是正常的。要继续拍电影,这个想法是没有停过的,只要可以拍的话,我一定会拍下去。至于快和慢,已经不再是我会考虑的事,如果灵感多点的时候,可能会拍快点、多点;如果需要一个沉淀的时候,我觉得会需要静下来。

澎湃新闻

:数一下你们《七人乐队》的导演阵容,你们是一代人,共同经历电影的黄金时代、经历起伏和北上潮流,各自的风格和选择也有所不同,想听听你会怎么总结你们这代电影人的经历?你自己最喜欢哪个时期呢?

杜琪峯

:我很幸运,在香港最好风光的时候,我是其中一个工作者,一直到现在为止,都能有参与电影的工作,这是很难得的。随着时代的改变,很多事需要适应。能适应的,就继续做咯。

后来几乎每个导演都会去内地拍戏,但我成日都有一个矛盾,就是我不太理解内地的生活方式,我会没那么容易触摸到那个社会脉搏,或者观众。就像你现在访问我,我讲不了普通话,你就明白我的问题在哪里了。电影文化一定要跟那个地方相连接,就是所谓的接地气。我是比较难接到地气的那个。既然接不到,那我就寻找一个我知道如何表达的地方,比如香港。

我会很中意1990年代和2000年的香港,我自己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。

澎湃新闻

:《七人乐队》这个系列应该也有遗憾的部分吧?比如它成了林岭东导演的遗作,还有吴宇森导演最后没能加入。

杜琪峯

:我觉得他的离开很突然,从他最后跟我吃的那顿晚饭,到最后他火化,是不够一个月的,最后那次见的时候,我和他还有徐克聊得很开心,在那里讲电影,大家喝酒,我们不知道那一顿是最后一顿饭。我觉得很幸运,我们这三个朋友有这么高兴的一次,大家充满对未来的希望,这个是上帝的安排,告诉我们,你们的热情都在这里。

吴宇森没能来一起也是很大的遗憾。如果能够八个导演一起做,我当然觉得更好了。有些事永远都会有遗憾,有可能这些遗憾会成为《七人乐队》中令大家一直记得的事。

责任编辑:程娱

校对:施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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